最高法民一庭：子女购买房屋，父母出资的如果父母有关借贷的举证不充分则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行为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现实生活中，由于父母与子女不和、子女离婚时父母为保全自己的出资等原因还经常会出现父母请求返还出资的情形。从司法实践反馈情况来看，父母请求返还出资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往往为借贷而非赠与。基干父母子女之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出资时很少留下证据证明自己出资的性质。一日涉讼，双方的主要证据均为当事人陈述。这使得审判实践中往往很难判断出资的性质。我们认为，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行为的法律性质，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对父母出资行为的认定原则上应以父母的明确表示为标准。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约定为赠与或者父母明确表示为赠与，就是赠与关系。这里要注意，父母出资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般应发生在出资的当时或在出资后。父母日后再主张借贷关系则一般不能得到支持。这是为了防止当子女婚姻有变或父母子女间关系恶化，父母违反诚信原则以所谓借贷关系为由要求返还出资。

       第二，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严格尊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彼此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的借贷往往没有借条，父母的赠与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表示。此时应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父母有关借贷的举证不充分，则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行为。

       首先，借贷关系中一般都立字为据，以借贷人出具借条形式作为出借人请求返还的依据。故正常情况下，出借人都会妥善保管借条。而赠与关系中，赠与人是通过赠与方式放弃了赠与物的所有权。一般不存在事后受赠物的返还问题，故赠与人没有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证明赠与关系的存在。因此，主张借贷关系的父母应比主张赠与关系的子女更接近证据并更容易保留证据。

       其次，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从中国现实国情来看，子女刚参加工作缺乏经济能力，无力独自负担买房费用。而父母基于对子女的亲情，往往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绝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让子女生活得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父母出资借贷给子女买房的概率远低于父母将出资赠与子女买房。进而，由主张借贷关系这一低概率事件存在的父母来承担证明责任也与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保持一致。综上，在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形下，一般都应认定该出资为对子女的赠与。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具体到父母出资情形中，在出资行为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将出资为借贷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父母一方比将出资为赠与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子女一方更符合上述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首先，赠与的单务行为属性决定了子女只需被动消极接受赠与财产，无需作出其他积极行为。而借贷的双务行为属性，决定了借贷人要承担返还标的物的积极行为义务。因此，相对于证明借贷关系，赠与关系更难以被证明。其次，借贷关系中一般都立字为据，以借款人出具借条形式作为出借人请求返还的依据。故正常情况下，出借人都会妥善保管借条。而赠与关系中，赠与人是通过赠与方式放弃了赠与物的所有权，一般不存在事后受赠物的返还问题，故赠与人没有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证明赠与关系的存在。因此，主张借贷关系的父母应比主张赠与关系的子女更接近证据并更容易保留证据。再次，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从中国现实国情来看，子女刚参加工作缺乏经济能力，无力独自负担买房费用。而父母基于对子女的亲情，往往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绝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让子女生活得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父母出资借贷给子女买房的概率远低于父母将出资赠与给子女买房。进而，由主张借贷关系这一低概率事件存在的父母来承担证明责任也与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保持一致。综上，在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形下，一般都应认定该出资为对子女的赠与。

（2018）京02民终12046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金塔、黄敬华支付1372063元购房款的性质，是赠与还是借款。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并且为无偿合同、单务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条是关于提高证明标准的特殊情形的规定。提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对口头赠与的认定，应适用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刘金塔、黄敬华依据支付购房款的转账凭证及刘如河出具的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李颖、刘如河偿还借款本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视为刘金塔、黄敬华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李颖抗辩该款项系刘金塔、黄敬华对李颖、刘如河的赠与，李颖应对其上述款项系赠与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李颖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刘金塔、黄敬华对其与刘如河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结合刘金塔、黄敬华二人的经济能力、对赠与意思表示的否认、刘如河对借贷关系认可等情况，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的规定，系基于父母有赠与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赠与对象不明确时的认定依据，并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子女买房由父母出资，除明确表示赠与外，应当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将刘金塔、黄敬华支付的购房款1372063元认定为对李颖、刘如河的赠与，对刘金塔、黄敬华极不公平。综上，刘如河、李颖作为购房款的借款人，应当返还出借人刘金塔、黄敬华上述借款共计1372063元。